交通视野下中国古代邮驿建筑形制及体系的演变
主题多为邮驿体系在各朝代名称的变化与分类、在政治体制中的隶属、管理流程及律法等方面，对于具体的邮驿建筑实例的研究则很匮乏。对于古代邮驿建筑的研究，总体上来看应突出整个建筑类型的体系研究，而不局限于具体的实例，但缺乏对具体实例的关注也是不完整的。
邮驿建筑体系是古代信息情报体系和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类型大致定义为交通建筑，同时在不同时期兼作旅馆建筑，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站和政府招待所、邮局的复合体。以交通建筑文化的角度，审视我国古代邮驿建筑体系，对于全面认识这一类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建筑历史遗迹有重要意义。
1.邮驿体系名称的演变
“驿”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置骑也”。《辞海》中，“驿为古时供应递送公文的人或往来的官员暂住、换马场所，驿、邮二字意同。”据唐代颜师古解释，邮驿以交通方式分类为：以车为主称为“传”，以骑马为主称为“驿”，以步行为主称为“邮”。由此而衍生出的建筑“传舍”、“驿置”、“邮亭”等，但此类名称同时代表了行政机构。传舍指“县及以上的通信机构”；“邮，竞上行书舍。”（《说文解字·邑部》）专用于军事情报传递；驿则是通常所指的驿站。三者的差别到汉代才模糊起来。
邮驿建筑由军驿、行政通信、外交接待和旅途服务等功能发展而来，形成之初并未形成体系，而是由构成其用途的各种功能分别发展出独立的组织机构、运行模式及支持体系。历代统治者均意识到了通信的重要性，又因各朝代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不同，所以对其的需求差别很大。因此根据不同的需求而在不同朝代的发展有不同的侧重。
历朝历代的邮驿建筑名称的演变即为一部恢弘壮观的邮政建筑史。《管子·大匡》有言：“三十里置遽委（唐尹知章注日：‘遽，今之邮驿也；委谓当有储拟，以供过者，此与三十里路室有委合。’）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以委。”此描述的是先秦时期的邮驿设置，并且名称多样，有路室、庐、馆、亭等说法。但总体来讲，发挥邮驿作用和提供食宿是其基本作用，根据豪华程度和规模，有馆和亭的分别：馆分为“在野”的道旁驿馆和位于城市内的使馆，还有一类特殊的馆舍用于招纳贤士，如战国四公子多用此种模式蓄养门客；亭则同时指社会行政区划（如有“十里一亭”的概念），和道旁供食宿的无墙构筑物。
汉代邮亭增加，王充《论衡》有言：“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另据应劭《风俗通》所讲，汉初“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魏晋时期魏国颁布了《邮驿令》（为我国历史的首部邮驿法，少量存于《初学记》、《太平御览》），并围绕“五都”（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军事重镇）建立了联络通信网，规定了邮驿建筑的建制。这时期的通信大多数为军事文书，快马传递为主；少量的步行投递者往往全程递邮，被称为“健步”（或“急脚子”、“快行子”）。
隋唐时期的邮驿建筑偏重馆驿，并在概念上有所区分，“馆只负责接待使者及其他旅客，驿则接待与传递的任务兼有，故驿也称为馆驿或驿亭，馆则只称客馆、宾馆、馆第。”同时出现的还有在中央的管理机构进奏院，和在地方上补充原有邮驿体系的递铺。宋代简化了邮驿建筑的功能，并发展为军驿。元明清时期则进一步缩减邮驿建筑的功能，在运转上突出地方财政的支持。元代称之为“站赤”，清代则“凡置邮日驿、日站、日塘、日台、日所、日铺，各量其途之冲僻而置焉。”
2.邮驿建筑的选址及特征
驿传在各个时期担当的社会责任不同，侧重有所不同：秦汉时期的馆驿兼作旅店、外交接待场所，早期还有划分行政区划、屯兵设卡、招纳贤士的功能；隋唐时期的馆驿允许夹带私人信件并有大量驿产，驿馆功能不断扩充，设施齐备，环境优雅；宋代则完全走向军事化，邮驿制度服务于军队；元明清时期则竭力控制邮驿规模、追求功能单一化，邮驿制度的运转对地方社会的依赖程度加深。但邮驿建筑的特征仍具一定的传承性，同时体现在布局、选址及形制上。
2.1.邮驿建筑的选址原则及分布
邮驿在成为体系前，是根据需求而临时进行的活动。既没有专门的发起者、组织机构，也没有配套设施为邮驿活动提供基础服务，尤其是通过固定的建筑物提供支持的模式更未形成惯例。随着相关需求的多样化、普遍化，对其综合起来管理以节约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和可靠性就成为必然。伴随着国家形成并扩大的道路交通体系、国家行政体系等的发展，邮驿建筑与之相辅相成的设立。
随着疆域的扩大，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程度就成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的标志，而道路体系通畅与否更为关键。秦建驰道的做法为后世提供了参照，于干道旁建立提供交通服务的邮驿建筑就成为定式，并将附属功能加到邮驿建筑中，充当外交礼仪接待、招揽贤士、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等的场所。甚而发展到后来，一些位于重要战略位置的馆驿发展成了军事色彩浓厚的边城堡垒，如始建于元明时期的河北怀未县境内的鸡鸣驿。
成体系设置的邮驿建筑往往围绕着中心城市分布，其相互间的联系或依托于原有道路、或根据已有格局新建道路。如三国时期，蜀汉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间修建了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四条主要道路。并在白水关至成都的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亭障馆舍；在荆州地区沿江而设的“斥堠”，直通襄樊前线。单体建筑间的管理和联系通过抽象出的路线连成整体，并以随后形成的村庄聚落、地名等命名。根据地势水文条件而因地设置形成的路线在城镇间的联系，由最初孤立的线性关系进而发展成环状，在经济发达、村镇密布的平原地区甚或形成网状联系，更有与水网体系结合设置的水陆并用邮驿体系。
根据交通线路的需要，由陆驿、水驿和水陆联用的方式组成。由于古代城市多选址于河流之侧，故而串联很多城市的驿道多顺应河流、山脉走势，相应的邮驿建筑多与河流、漕运体系并行，如福州三山驿、闽侯县白沙水驿等。在平原地区，往往围绕着驿站形成小型聚落，进而发展为村落，形成独特的风貌，如四川上里、浙江通福门、云南束河茶古镇和碧溪古镇、江苏的盂城驿等。在重要的边疆要塞，则往往发展成具有防御作用的军事堡垒或城市。
我国现存比较完好的驿站建筑多为明清时期修建。清朝新开辟多条驿道，邮驿建筑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塘”，北方、蒙古地区称“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由于地处边陲、战乱较少的缘故，我国保存较好的邮驿建筑、古驿道等多位于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新疆、甘肃等地有少量遗存，大部分平原地区的邮驿建筑毁坏严重。
2.2.邮驿建筑的特征、形制及演变
线性分布的邮驿建筑体系和文化通道。邮驿建筑的设立不仅串联了下属的行政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古代城市选址间距的尺度，“邮亭”的概念为之提供佐证。秦汉时期的亭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在交通线上负责旅客食宿、栖止的亭，亭通“停”；其二为基础的行政单位，亭的社会作用是维持地方治安。宋代陈付良《历代兵制·卷一》提出：“十里一亭，亭有长；五亭一乡，乡有牧；十亭一县，县有令、丞、尉。”可见邮驿体系在我国早期城市布局和行政划分中，也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度量的作用。
功能决定下的邮驿单体建筑布局形式。邮驿体系中的单体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接近“原始棚屋”的属性：追求建筑的原真、致用，同时又不过分偏重某方面的特征；在不缺少装饰的情况下，适应基本需求。其形式及形成过程，虽然未对这一属性刻意追求，但社会需求及支撑条件却决定了此种朴素特征的必然。
位于中心城市附近的邮驿建筑最初与城内的府衙建筑合并设置，后因隋唐等历史时期城市的宵禁制度及穿越城市主干道路影响传递效率等因素影响，而多设于域外，邮驿路线甚至绕城而设。在主干道路之侧新设置的邮驿单位，往往需有供其运转而形成的支撑体系。其格局多位于驿传道路两侧或以驿传建筑为中心，在兼顾传递效率及河流水系供养等因素影响下形成村镇聚落。位于边陲地区、以传递军事情报为主要功能的邮驿建筑，因军事防御的需要，甚至会以形成的村镇、县城等发展成兼具“卫城”色彩的驿域，以满足预警、防御的需要。
各处邮驿建筑设立之初，以统一的目的和规制而累年兴建。后因各地供养条件不同，材质、建筑式样的区别等因素，而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邮驿建筑形式。位于边陲等地的邮驿建筑，其特征以附加的建筑功能为基础，形成兼有防御、储藏等功能复合的建筑单体。但总体而言，邮驿建筑均设有供驿人栖止、传递交接的办公场所和对车、马等交通工具进行修葺、维护的设施。门前多立旗杆、信杆，以增加标识性。布局形式多以低等级的府衙、合院式的民宅为基础，根据各地条件而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一定改变。
单体的邮驿建筑在整个体系中，担负着对人力、物力资源运输的栖止、补给。物涉及了从信件到粮食补给的各个层面，人则包括驿吏、有官方许可的行人、普通行人等类别。因为各朝代邮驿体系的运转归于不同部门，对于邮驿体系主要作用的定位也不同。但总体来说，经济实力较强、文化交流较多的朝代，邮驿建筑的建设规模就更加宏大，服务的对象更庞杂，包含的功能也更加多样。对军事需求较高的朝代，对于邮驿体系的学控就越严密，功能越倾向于单一化。
3.邮驿体系的管理及运作
历朝历代均重视对邮驿体系的发展，但也间接促进了对上一历史时期邮驿文物的破坏与改造；与此同时，频繁变动的地方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变更着地区行政中心，以其为中心发展出的邮驿线路也随着变化较大：将线性发展的邮驿路线连成环状。逐渐完善、成体系发展而来的邮驿体系，囊括了从行政管理、信息处理、人力物力配置到道路构筑、建筑建设等在内的庞杂内容，但也为体系的运转带来沉重负担。
3.1.邮驿体系的管理
邮驿建筑是古代交通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带有政府机构、行政办公建筑的特征。邮驿建筑的地位在不同时期变化明显：在古代往往代表了地区及国家形象，具有外交建筑的属性；在特定发展阶段兼备军事建筑的特征；发展后期出于管理成本的限制，则逐渐沦为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失去了官署建筑的性质。
为其配置的管理者，由中央到地方自有一套体系，但仍未形成统一特征，各朝代具备各自特色。如在新疆民丰出土的木简，记载了西晋初年使者携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事件。同时，大量文物上往往还有驿道沿途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这些文书记录了中原地区通往河西走廊、鄯善的驿道状况，并记载了“督邮”官称的存在，证明了当时邮驿机构的完善程度。对邮驿管理较严格的朝代，邮驿精简、功能单一、自成体系；对邮驿无特殊需求的，除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传递体系外，管理州府县邮驿的多是驿丞级别的吏兼职，如北朝于渡口处设置“津吏”以管理水驿，地方村镇保证其供养、运行。
邮驿建筑设立之初大多为军驿，同时出于传递行政文书的需要，传递过程的效率、安全性均需有定量化的保证，供养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故而邮驿体系多归国家掌控，将邮驿视为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措施。民间的邮驿体系，则因版图辽阔，古代交通工具效率低下；政府对民众的管理严格；运转的社会成本过高、风险过大等因素的影响，长时间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多具有临时性、自发性和委托捎带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私营客舍“逆旅”，至明末、清末的东南沿海地区还出现“民信局”等民间自发形成的机构。
3.2.邮驿制度的交通运作及支撑体系
邮驿体系的运输载体在不断的革新与发展。一方面，记载信息的载体经历了由狼烟、口述、龟甲，发展至动物皮革、布锦，再于魏晋发展为纸张的更新过程。传递信息的成本被大大降低，传递过程的安全性也得到相应的提高。曹魏时期发明的五色“幡旗”，则进一步表达了传递方向的信息。另一方面，邮驿运输工具的多样性被进一步拓展。晋朝时期的快马速递“千里牛”，结合流动信箱“大函”，可在兖州至洛阳间“旦发暮还”。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驼驿，在《木兰诗》中有记载“愿借明驼千里足”。
邮驿制度的兴衰体现了该地区的社会状态。《国语·周语》记载陈国“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果然后来陈为楚灭。之所以能作为体现各个时代政治稳定的晴雨表，相当部分原因是维持邮驿制度需要庞大的经济支持和国家在管理上的重视。有些朝代的驿站拥有驿产，部分支撑其运转。如据《册府元龟》记载，唐代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益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可见一斑，在人力、物力的调配管理上也需投入巨大。
这些颇有特色的邮驿村落，在邮传体系基本依托地方供养及徭役制度支持的元明清时期，多生活着更次于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的“驿户”。元代为巩固驿站的管理，实行“站赤”制度，并设立了独特的“站户”户籍制度。由于“当时全国驿站有1500多处，故站户数量巨大，超过军户而仅次于民户居于第二位。”户籍上分正贴，凡养马之家或出船夫之家即为正户，其他出钱物津助之家为贴户。清代由于在东北与沙俄进行雅克萨战役的需要，政府主导下进行移民，以充作站丁并规定其不得离开驿站百里，并延续至今。高昂的成本也是其后期追求邮驿建筑功能单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4.邮驿建筑体系的属性及外延
邮驿建筑单体构成了邮驿体系的实体部分，使统治者通过邮传过程及时了解社会动态、施行政令。同时邮驿建筑作为广泛、均质分布的建筑实体，并以整体的形式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及军事意义，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邮驿建筑的构件和空间组合被宫殿、府衙建筑的格局引用借鉴，表明邮驿建筑体系是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1.邮驿体系的政治意义。
邮驿体系承担着政令上传下达的重任，其运作状态直观反映着中央政府对国家事务的管控能力和水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宏观上是对信息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具体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设置上。邮驿体系是历代政府对地方施行管理的渠道，与管理民众、钱粮的户部，管理官员的吏部，管理国防的兵部，管理工程建设的工部，甚至是掌管外交、礼仪的礼部等机构均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庞大的中央管理机构延伸到各地方管理的“触角”、“神经末梢”。邮驿体系通过散布地方的邮驿建筑传递着国家权力的政治意义。
邮驿体系是古代政治沟通最基础的一环，传递最广泛、重要的社会信息供统治者处理。其宏观上代表了国家权力与政令合一的必要性；微观上则是衡量社会状况的重要参照，吏治管理体系的微观和最直接的一环。兴建并维持邮驿体系的负担，需要地方民众具体承担；在社会民众承担能力一定的前提下，邮驿体系最直观的显示出社会运行状况。邮驿体系占用了大量的剩余社会资源，但也供养了相当数量的民众；如若剩余社会资源甚至无法供养邮驿体系正常运作，则代表了国家政权的管理已难以维继广大民众的生存，进而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以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为例，其导火索则是崇祯皇帝精简邮驿体系。
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败坏风纪的行为，更是成为当时社会战乱的征兆。安史之乱的头目之一史思明，曾利用洛阳的邮驿快马，把鲜樱桃送给河北他的儿子史朝义。唐宪宗时皇室喜欢吃南方的蚶子，每年用“邮子”万人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把鲜蚶运到长安，百姓不胜其疲。历史上最有名的邮驿运物要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红尘”指闹市上的尘土，形容驿骑一路快马经过，“妃子”就是杨贵妃。讲的是唐玄宗时宫廷奢侈成风的事。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产地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不啻数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
这一事实曾经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不少诗人以此作为写诗的主题，借古讽今。杜甫的一首诗说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写的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 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第一首诗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喻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还闻虎色变，愁苦万分。第二首诗杜牧说的是：一路风尘滚滚，驿马奔驰，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
4.2.由B驿建筑体系的社会内涵及文化象征
邮驿建筑体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传承性。虽然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心不断转移，邮驿体系倾向于在本朝代中连续发展、各个朝代间断代发展，但是邮驿体系担负的社会责任、组织形式、运作过程及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却跨越这些断代而连贯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的官制文化的衍生物，邮驿建筑明显的带有官办工商业和军事设施的色彩；作为行政命令上传下达的载体，邮驿建筑体系追求致用、简洁。同时形成管理统一于中央，兴建、修缮与运行则依托于地方的特征。
其文化象征性也被客观的组织起来，成为古代社会发展成就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对地方的行政管理，由松散的分封制发展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邮驿文化的重要性逐渐显现，通过信息控制、管理国家事务逐渐成为中央对地方管理的主要形式。以国都为中心的邮驿体系，伴随着行省、郡县、州府道等行政体系的划分也逐渐形成。进而邮驿体系的发展，隐含的具有联系社会与统治者的属性；并从整体上具备代表国家权力与中央集权的象征性。
邮驿建筑体系的文化象征体现在众多的建筑符号中。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的装饰种类繁多，用象形的手法抽象出的形象占大多数，实例中多为抽象的神话志怪或自然界动物的形象，如正脊处的鸱吻、垂脊上的行什等。很少会由实物演化为装饰并赋予特定含义，但从邮驿建筑的构件引申出的形象却被应用于北京故宫的实例中。宫墙、端门、午门等引用了烽火台、城墙和长城的形象，在兼有预普、防卫功能的同时，尽显肃穆气氛。烽火台作为最古老的的军事邮驿建筑之一的形象，已被充分融入其中：沿用其原有功能的同时，经过进一步加工，成为最表观的国家形象之一。
列于宫门外的建筑装饰中，华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充当国门迎宾的第一道屏障。华表的来源说法不一，但最主要的说法之一是其形象来源于邮驿建筑门外的旌旗和信杆，有醒目的标识和接力传递信件的作用。类似于古埃及神庙的空间序列中，将方尖碑、旌旗和牌楼门等形象的组合作为首道屏障，强调中央政府政权的威严和合法性的做法，华表立于宫门外的形象，同时可以理解为，邮驿建筑体系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之一，表明中央政府治理国家、收摄四方的合法性，其设立并运行的过程彰显着国家政权的存在。华表的形象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柱身改为盘龙柱，柱头加云纹，柱顶为神兽或日晷。由此进一步强调统辖四方时间、度量衡等标尺和施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
5.结语
邮驿建筑个体规模小、依据行进路线成体系分布的特征，使得其形制大多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现存的建筑遗迹多破坏严重。可将残存的邮驿建筑成体系研究的区域，多分布在西南、西北边疆地区；且其研究往往是作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超越民族融合、经济贸易发展等丰富文化内涵的一部分。基于交通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邮驿建筑体系，对于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工程选址、交通文化及社会管理运行的架构等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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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曹伟，男，山东郓域人。博士（后）、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建筑系学科带头人，地址：中国青岛市长江西路66号。兼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山东建筑大学客座教授或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外建筑》特邀主编。
2.徐阔（1990.11-），男，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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