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理性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我国社会信仰的意义

摘 要：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放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定我国现阶段宗教信仰开放性多元化的特点，以康德神学为代表的纯粹理性神学和中国无神论体系下的信仰具有某种相通性，康德宗教神学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同现当下中国发展也表现出某种相似性。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优秀文明能够为转型时期人民精神信仰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关键词：康德神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社会

希腊罗马文化奠定了西方独特的人格结构，中世纪神学造就了近代自由的个人，私有财产和法权的概念获得了普遍的承认，民主政治成为实现社会权利的保证。而中华文明在文明奠基的时候就没有西方“逻各斯”或“努斯”的概念，也没有人格神和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概念，用黑格尔的话说，东方专制社会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封建君主；中国的“天”不是精神层次上的天；“孔教”是所谓的“道德宗教”，但这种道德亦是无自由的道德。黑格尔大致正确的指出了在西方在精神信仰上的差别，即实用主义的宗教，神道设教，不离日用常行，没有一种超越性的自我意识。

确实，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属于一种群体性意识，家国合一，天人合一，讲究血缘关系和宗法，个人可以在群体性的社会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本而不必寻求外在追求，旧式儒家文明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维系社会的稳定，可是随着近代“四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社会都发生改变。传统儒教与家庭宗法制宗教的开始减弱，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知识大发展科学大进步，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得理想的自由，而是愈加约束，丧失自己，被固定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市场的弊端和各种民生问题困扰着人们，信仰或价值观问题也开始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是在西方炮火下开始近代化的，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传统生产方式解体的背景下及其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根据马克思的五阶段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史，社会形态的更替要以社会形态不能“容纳全部生产力[1]”，无产阶级革命把资本主义炸毁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发展不足，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本身又具有软弱性妥协性。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革命类似，是直接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3]”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结合今天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没有变。某种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在替资产阶级做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任务。以至于读马克思的书，就像发生在身边的现象，比如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民生问题反映在精神上，就是当下的信仰问题，诚信问题，人的自由问题。用卢梭一句有名的话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仿佛我们被自己创造的对象物化了，受对象支配，这和西方何其相似，所以很有必要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启蒙大众。

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5]”。在我国，伏尔泰式的启蒙已经结束，而康德式的启蒙才刚刚开始。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悬置了知识，给信仰腾出了位置[6]”。他批判了理性的狂妄，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及人在宇宙自然面前所应保持的那份本体论的谦卑，信仰的前提就是谦卑，这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把一个社会把资本增殖的理性看成唯一的、把理性原则扩大到经验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势必会自得其反，因为人性的完善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普遍应用来实现。

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他回答了未来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从理论理性过渡到了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就是自由意志立法的原则，就是道德律。道德不需要宗教，但是道德必然导致宗教。为了保证道德行为，康德重新引进了宗教。光靠纯粹理性的自律还不行，为了保证德福一致，必须悬设它，我们出于道德的目的而相信上帝存在。每个人根据他的道德行为获得他配得的幸福，构成对上帝崇敬的质料，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人人都是为了善良本身而去行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完全是自律自为的。

以上是康德的理性神学，马克思的宗教观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现实的实践出发，“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自身、从矛盾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7]”。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8]”。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宗教存在的深刻根源，看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根本有限性与无限永恒的宇宙存在的巨大的矛盾和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据艾利希.弗洛姆的“生存两歧”的划分，有些东西可以随着历史变迁改变，有些东西则是终生无法去之，比如人的有限性和充满空隙的存在，比如生存，人可以借助种的繁衍获得类的永生，却永远消除不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克服不了我的世界内部的虚无。宗教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满足人因绝对依属感而产生的终极关怀的需要。宗教的产生既要归结于一定的生产条件，也要归结于人的特殊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寄托于肉体性的存在之中，既受制于肉体性的存在，又超越于肉体性的存在。

在无神论的中国，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切实改变不合理的秩序，同时也应该看到宗教信仰对人格教化的意义，尤其应该借鉴西方文明成果，使宗教信仰在更高层次上做一种回归，回归到真善美的本性中，建立起一种更高的信仰，实现人的价值，使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9]”。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76页

[2]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831页

[3]马克思《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4]卢梭,《社会契约论》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6]《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39页

[8]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57页

[9]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56页

参考文献：

[1]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2版

[3] 复旦教研室：《中国古代哲学史》，2011年11月第1版

[4] 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6]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7]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俞正来（1992.03.07-），浙江绍兴人，现就读于海南省三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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