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文学”中发现“戏曲”到“以曲为学”：

摘 要：20世纪初，王国维取径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他以“纯文学”与“真文学”为标准，重新整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在此期间，参照西方文类等级，他提出了“戏曲”是“最高之文学”的主张，并且开始关注“文学”视野中的“戏曲”问题。与同一时期进行的“曲界革命”强调戏曲的社会启蒙作用不同，王国维的“戏曲”观念在寻求“精神慰藉”的层面上展开。感受到了中西比较压力的他，从“填词”转向“有志于戏曲”。伴随着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观念与学科意识的形成，他开始“以曲为学”。1913年撰成的《宋元戏曲史》在日后成为了“文学史”与“文类史”研究的经典范型。同时王国维以戏曲研究为中介，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学”观念；“戏曲”观念；经典范型

一 重启“经典的可能性”

1913年1月，寓居京都的王国维撰成《宋元戏曲考》。根据约稿方商务印书馆的建议，在更名为《宋元戏曲史》后，于是年4月至次年3月，分八次在《东方杂志》上连载。①1915年出版单行本，此后不断重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受到了新学人士的推崇。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归国杂感》，称赞“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②次年1月，在《新潮》创刊号上又发表了傅斯年的书评，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③

胡、傅二人的表彰，颇能反映当时学界的观感。王国维对于此书，也十分自信。在他看来，“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自1908年以来，王国维先后“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以及《录曲余谈》与《录鬼簿校注》两种。所以，这部在辛亥东渡后“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就的著作，④实际上乃是王国维把“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对于数年的创获，他不无得意。在此书“将近脱稿”时致缪荃孙的信中，他特别强调“其中材料皆一手蒐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①

《宋元戏曲史》的刊行，日后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标志事件。早在发表10年后，梁启超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视野中讨论此书，判断“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②尔后，郭沫若又将其与嗣后问世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举，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③梁、郭二人的评价，一留心于学科制度之奠立，一着眼于学术思潮之发生，都肯定了《宋元戏曲史》为此后的学术史进程“发凡起例”的重要作用。学界对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的考察与反思，大多循此展开，《宋元戏曲史》的历史化与经典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

学术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通常意味着在某一场域或者谱系中一种新的知识组织、流通与衍生方式的形成。在以经典为叙述与逻辑的双重起点建构起来的学术史进程中，范型复制是经典传播、接受与批评的主要途径。经典在创生时期原本包孕的知识、文化、伦理甚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可能性，在复制过程中非常容易被抽象与提纯为问题意识与表达方向的规定性。至于经典诞生的具体而复杂的“背景”则在更大程度上被遮蔽，诸多微观与偶然的因素在历史叙述的逻辑惯势作用下成为了宏观与必然的“前景”。

在汹涌澎湃的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通过梁启超、欧榘甲、陈独秀与柳亚子等人的鼓吹，旨在“新民”的“曲界革命”在20世纪初拉开帷幕。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一道，“曲界革命”的倡导者希望经由改良文学实现“改良群治”。④这一运动在客观上以文类形构及其等级调整的方式，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输入。以梁启超为例，他对于小说、诗、文与戏曲的理解都与前人有别，并且能够“为我所用”。⑤在他那里，戏曲“无疑是边界最模糊的概念，也是最少独立性的文体”，不过正因如此，“曲本以其更大的包容性，反而可以承担更多的功能”。⑥“曲界革命”时期“戏曲”的文类边界最为活跃，先是与“小说”与“诗”相互纠缠，后又与“戏剧”彼此交错，直至呈现逐渐清晰的分野。⑦晚清学界内外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大多在此背景下进行，并且直接参与其中。

“曲界革命”在1904年进入高潮。同年，王国维接替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开始陆续发表涉及“文学”问题的言论。从是年到1907年，他的“嗜好”由哲学转向文学，他的“文学”观念的表达则又往往与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相生相成。因此，早有研究者认为，王国维关注“戏曲”是“曲界革命”影响的反映。⑧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却十分明显。一方面，与“曲界革命”的倡导者更为强调“戏曲”的社会启蒙功能不同，王国维对于“戏曲”的这一面向几乎未置一词，他的讨论要么在哲学与美学的层面上进行，要么在“文学”的知识系统中进行，具有非常自觉的学科意识。另一方面，王国维的这些主张集中发表在1904至1907年的《教育世界》杂志上，根据他在20年后的回忆，“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所以早年的文章也“鲜知之者”。⑨可见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中，王国维并不“在场”，包括“曲论”在内的他的这批“文论”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滥觞，①乃是日后“知识考古”的发现。因此，以“曲界革命”为参照的单纯的“影响—反映”模式无法准确说明王国维关注“戏曲”的内在动因、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他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的“渊源有自”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作为一种历史链条与经典范型中的异质性因素，无疑非常容易被压抑。

同样的问题也在学界对于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认识中存在。无论内容，还是体例，《宋元戏曲史》自然都是一部标准的“文学史”或者“文类史”。但是倘若完全由是理解此书的设计与追求，则不免有失偏颇。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此书的批评大致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其在“戏曲考原”方面“并未探得真源”，②一是遗憾其在定义使用方面“既没有对‘戏剧’、‘真戏剧’、‘真戏曲’三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义，又没有系统地论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留下了致使后世聚讼纷纭的关于“戏曲”本体研究的“难题”。③如果王国维与批评者对于“文学”历史书写的性质与“文类”的理论建构方式具有同质性的理解，那么以此为标准做出的批评就是充分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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