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的帝国转向：“帝国学派”史学述评
关键词 帝国学派，边疆学派，进步主义学派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23-07
20世纪80年代，欧美史学研究中兴起了一股“空间转向”的热潮，很多学者呼吁用更广阔的“空间”来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进而摒弃各种“中心论”。此后，大西洋史、跨国史、全球史、大历史等方面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在追溯这种研究方法起源时，多数学者把第一代专业史家中的“帝国学派”视为鼻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在向专业化与科学化转变过程中，第一代职业史家——奥斯古德、安德鲁斯等人，率先倡导跳出“国史框架”，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英帝国，利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双方档案，从制度层面，客观地研究美利坚殖民地史。这种带有“空间转向”的研究路径，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国族”框架，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后观之，帝国学派历久弥新，主导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半个多世纪，并对其后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大西洋史“跨国转向”和“全球视野”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国内学界没有针对帝国学派的专题研究，但是不少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革命史的学者，在进行学术史回顾时，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帝国学派，并对帝国学派的主要观点作了概述性的介绍，为进一步了解和挖掘该派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而在英美学界，涉及帝国学派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既有针对该学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也有着眼于整个学派而进行的全景式扫描，还有把帝国学派置于整个史学史中从面到点的描述。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帝国学派的概念演变、内部演进和外部互动（指帝国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的互动），从史学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展现出这一学派的学术遗产。
作为史学实践的帝国学派显然早于作为概念的帝国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美利坚帝国的崛起，美国史学也朝着专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受此影响，新生代专业史家既不满于贵族史家（patrician historian）对“历史的辉格解释”，也不囿于“条顿生源论”。在他们当中，以美国革命为界，形成了两种鲜明反差的研究路径：一种是以奥斯古德、比尔及安德鲁斯等人为首，反对用“国族”视角来研究美利坚殖民地的历史，认为美利坚殖民地的历史既要有英国的立场，也要有殖民地的立场;而对于革命后的美国史，则以特纳等人为首，他们持极端变异论，抛弃欧来说，强调边疆的作用，落入“国族视域”的窠臼。而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中的这股修正思潮，不久便引起了历史编纂学者的高度重视。
阿尔沃德（Clarence W. Alvord）最早以“帝国学派”来概括这一史学思潮。1925年，他在《美國帝国学派史学》的论文中指出，帝国学派史家对美利坚殖民地史作出了科学的阐释，把殖民地的发展视为英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①此后，史学史专家克劳斯（Michael Kraus）对此进一步充实。1937年，克劳斯在《美国史学史》一书中，专辟一章“殖民地史的帝国学派”（The Imperial School of Colonial History）来专门介绍帝国学派史家，其中包括特威廉、多伊尔、奥斯古德、安德鲁斯、比尔、钱宁等人。他认为，班克罗夫特等早期学者没有真正地理解殖民地制度的发展演化，对殖民地与帝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更是语焉不详。而新生代专业史家负笈归来之后，随着美利坚帝国的强大以及受英国史家的启发，他们对美利坚历史叙事的修正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从英帝国的视角，进一步重建了殖民地史：1607年到1783年为殖民地时代，在殖民地居民没有成为“美国人”或者组成一个“国家”之前，美国革命只是一个殖民地问题，而不是一个美国问题。②作为帝国学派重镇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克劳斯深谙帝国学派史家的主要观点，作为概念而言，其界定虽然过于宽泛，但他对帝国学派史家简短的评述中，却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强调他们在研究视域上的突破，就像当时一篇书评所言，“克劳斯的许多评论似乎都很简单，但总体而言，它们对研究这个国家历史的方法和前景的演变进行了极好的分析”。③克劳斯的界定很快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了同行的呼应。1943年安德鲁斯逝世，其学生拉巴里（Leonard W. Labaree）发表纪念文章，把帝国学派出现的时间定格在1898年。他认为，奥斯古德与安德鲁斯在这一年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分别发表了呼吁加强对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的主题文章，两人互相呼应，成为了一个新学派的奠基者，这个学派便是研究美利坚殖民地史的帝国学派。④拉伯里接受了克劳斯的主要观点，强调了两者在研究视域上的突破，进一步定格了帝国学派形成的标志。
上述诸文对于帝国学派的界定比较含糊，没有对帝国学派的内涵和外延做出详细的解释。真正对帝国学派作出全面而较为精准界定的是萨维利教授（Max Savelle），他于1949年发表题为《美利坚殖民地史的“帝国学派”》一文，把帝国学派界定为这样一批研究美利坚殖民地的历史学家，即“处理的题材是1783年之前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研究的基本路径是把这些殖民地作为英帝国完整的一部分，并把他们的历史作为英帝国史的一部分来研究”。接着，萨维利又进一步把帝国学派与班克罗夫特、菲斯克等人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学派进行比较，认为：民族国家学派关注殖民地时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到美国的起源，凸显十三个殖民地历史的独特性，进而论证这个伟大国家的起源与基石;而帝国学派则要弄清楚在一个经济、社会、政治等情况迥异的帝国体系和框架内，其制度的发展情况，并指出十三个殖民地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欧洲文明向世界扩张的产物而已。⑤在文中，萨维利还具体分析了帝国学派的兴起、发展、处理的题材、研究的路径，甚至还剖析了帝国学派史家在观点上的差异，论述了帝国学派与边疆学派之间的互动等，把帝国学派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此后，作为概念的帝国学派趋于稳定，逐渐被脸谱化和格式化。
当然除了上述学者站在学派之外对帝国学派进行界定外，帝国学派史家也有意识地结合自身的治史经验回应外界的批判和挑战，以维护帝国学派的声誉和挽回学派衰弱的趋势，其中安德鲁斯与吉普森这方面的意识尤为强烈。⑥然而，把帝国学派视为一个整体观之，往往容易忽视学派内部不同史家的差异，也容易把史家个体静态化，因此，要深入学派内部，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动态地分析其内部演进。
从帝国学派概念生成的语境中，可以管窥不同学者对帝国学派界定的不同，但他们都把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斯古德及其学生比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德魯斯及其学生吉普森，奉为帝国学派的奠基者与开拓者，特别是随着概念的固化，这四位学者甚至成了帝国学派的代名词。作为一个学派，帝国学派有其边界性、条惯性，同时有其稳定的理论、方法、旗手等。但作为一个主导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半个多世纪，与众多学派几经交锋而屹立不倒的学派，显然不会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变”与“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从1887年奥斯古德发表第一篇关于母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论文起，到1970年吉普森《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最后一卷付梓，帝国学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按照四人代表作出版的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7年到1917年，以奥斯古德和比尔为代表，奥斯古德的七卷本《美利坚殖民地史》和比尔的《不列颠殖民地政制度史》三部曲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们跳出国族视域，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长时段地分析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①第二阶段从1918年到1936年，安德鲁斯的两部主要代表作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他力求突破政治制度史，尝试撰写17世纪整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史;②第三阶段从1936年到1970年，以吉普森十五卷的《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为代表作，这部多卷本的著述在拓展空间维度的同时，把关注点集中于1763—1775年，弥补了奥斯古德与安德鲁斯对这一时期研究的不足，其旨趣也有所变化，开始重视事件史和人物史，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移情式”理解。③
在美国学界，对于学派内部这种阶段性演进的描述主要散见于他们的师友、学生、亲人所撰写的书评或纪念性的论著之中。1918年，奥斯古德病逝，时人发表了大量纪念性的论著，其中有三篇论著对于了解其学术思想、治学态度、方法及成就尤为重要。1919年，奥斯古德指导的博士，拉美史大家威廉·谢泼德在一篇题为《殖民地史家》的文章中，如是形容其导师：“他是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领域的翘楚，美国革命能真正地被理解，得益于其开风气之先。”“他倾毕生之力探求十三个殖民地之政治制度与实践，认为合众国的国家精髓奠基于此。”④1924年，由其女婿，著名的早期史专家——福克斯所执笔的传记《赫伯特·利维·奥斯古德：一个美国学者》，更是立体多元地展现了奥斯古德的学术生涯，文中概述了其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留德的游学历练、学术转向与对殖民地的开拓性研究、使用的方法以及个人的品质等，这有助于全面理解奥斯古德的毕生事业，特别是他所钟爱的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⑤1934年，《密西西比历史评论》邀请其学生科波克撰文纪念奥斯古德对美利坚殖民地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科波克认为，奥斯古德著史主要出于三大动机：“第一，对北美大陆英属殖民地政治制度发展进行了详尽论述，同时把英国海外拓殖的原则作为其发展的背景;第二，他搜集的相关史料既能满足历史学家的需求，又能很好地促进史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第三，运用客观的方法来呈现直接从原始史料中获取的事实。”波科克进而认为“他对美利坚殖民地史所作的全面研究，可谓是该领域的一座山峰”。⑥从上述论著中可窥见第一阶段帝国学派史家奥斯古德对美利坚十三个殖民地制度史研究的几大特征：一是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置于英帝国的视域下研究;二是以“制度”构建殖民地史研究的框架;三是坚持“如实直书”的研究方法;四是侧重长时段研究。
继奥斯古德之后，帝国学派的旗手是安德鲁斯，他比奥斯古德年次八岁，但与奥斯古德早逝不同，安德鲁斯成名早、逝世晚，培养了很多耕耘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人，他们扛起了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的半壁江山。安德鲁斯成名较早，但早年致力于英国中世纪及美利坚地方史研究，直到1933年退休之际才开始筹划和撰写多卷本的《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1934—1937年），因此其论著只能算是帝国学派第二阶段的代表作。1934年《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第一卷甫出，便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1935年奥斯古德的得意门生、帝国学派新锐劳伦斯·吉普森教授率先撰文指出，“该作的出版标志着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的重新定向”。值得一提的是，在文中，吉普森将安德鲁斯与奥斯古德作了细致地比较，强调“奥斯古德一生都是殖民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言外之意，安德鲁斯的“重新定向”便是对奥斯古德的纠偏，即题材不再局限于政治制度，范围延伸至海岛殖民地等。①1943年安德鲁斯逝世，拉伯里撰文缅怀其恩师，对其师兄吉普森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认为安德鲁斯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既想保留制度史的底色，又想把社会、经济、思想等色彩融入制度中，这两者的张力推动安德鲁斯的学术研究砥砺前行。②在此基础上，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艾森施塔特完成其博士论文《安德鲁斯：美国历史编撰学的一项研究》，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安德鲁斯的学术历程，特别是把其代表作《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所展现的新观点概括为“新殖民地史”，并把他称为“作为社会思想家的历史学家”，强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史的勃兴所带来的冲击。③艾森施塔特这部集大成之作出版后，把安德鲁斯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但穆斯认为学者们过于推崇安德鲁斯对殖民地史的研究，而忽视了他在历史哲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安德鲁斯不仅对前人提出质疑，也推动别人对自己提出质疑，不断促使人们对历史本质问题进行思索。④1986年，受后现代思潮浸染的华盛顿大学约翰逊教授，面对当时史学“碎片化”危机，再度反思安德鲁斯的史学遗产，甚至不吝用“殖民地史的发明”⑤来赞誉安德鲁斯的史学成就。
1943年，疾病缠身的安德鲁斯只完成其系列计划的一大半，还没有系统开展殖民地社会生活史研究时，便撒手人寰，而作为其得意门生，吉普森不仅继承了其衣钵，还把帝国学派推向新高度。与其导师一样，吉普森尽管出道较早，但直到1936年，57岁的吉普森才开始出版其十五卷的代表作《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一直到他逝世前，才把这套大部头著述出齐，可谓是与死神赛跑。从吉普森代表作出版的时间（1936—1970年）来看，他扛起了帝国学派第三阶段的大旗。自1936年《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第一卷出版以来，各类期刊杂志刊发了数百篇的书评。1963年，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洛厄率先从整体上评价吉普森对第一英帝国的研究。洛厄教授留美期间深受特纳边疆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从边疆的角度出發，认为吉普森之作主要强调“新环境在塑造和决定人类性格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⑥革命史大家莫里斯一直追踪吉普森的研究，多次为其论著撰写书评，1967年在吉普森代表作行将完成之际，他再度撰文对此进行综合性介绍，认为“吉普森的系列论著，把帝国学派史家与纳米尔爵士及其追随者的最新研究融会贯通，对这一时期传统的民族主义阐释构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冲击，对我们革命历史的爱国主义假设作出了批判性的质疑。全书视野开阔、气势恢宏、主题多元、细节丰富”。⑦1969年吉普森以及他在理海大学的同事谢德应《宾夕法尼亚史学》杂志之邀，组稿《吉普森：四个维度》⑧回应《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这套书所引发的评论。特别是梅因和谢德的文章，精选了不同时期各路史学名家对吉普森之作的不同观点，尽管言人人殊，但他们都被其恢宏的视野、非凡的想象力、翔实的史料、不偏不倚的立场等高贵的品质所折服。1971年吉普森逝世，为了纪念吉普森所作的杰出贡献，在谢德组织下，1972年理海大学成立“吉普森18世纪研究所”，力图把吉普森所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上述对帝国学派史家的专题性研究，既勾勒出了一幅帝国学派内部发展演进的图谱，又彰显出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形塑作用，可见一个学派的发展离不开内部的传承求变，也受益于不同学派间的互动启发。
帝国学派不仅注重内部成员对本学派的理论进行反思与总结，还一直与不同的史学流派处于互动中。美国学界对帝国学派褒贬不一：早期的批评之音，主要来自以“国族”框架著史的学者，他们批评帝国学派过于亲英，那些早年留学德国、固守“条顿生源说”的学者对其尤为不满。1904年伯吉斯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刊文，呼吁用“条顿生源说”来研究英美德之间的关系，强调三国同种同源，是三国携手合作的基础。显然，伯吉斯此文是有感而发，批评帝国学派“弃德亲英”的立场。①当然，受新史学的启发，时人还批评帝国学派之作：题材过于狭窄，主要关注政治制度，文风沉闷，史料堆积等。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作为一个学派，在业内却赢得了不同流派的认可，很多美国史学流派在研究美利坚殖民地史时，都自觉地吸收帝国学派的成果，并融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其中，对两个学派所产生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并立而起的边疆学派，另一个是后起之秀的进步主义学派。
最早把帝国学派与边疆学派的理论融于一体，应用于美国革命前的边疆史学者，当属伊利诺伊大学阿尔沃德和卡特教授，他们用帝国的视域来观照早期的边疆问题，写出了《英国政治中的密西西比河谷》《贸易与政治》②等颇具影响的论著。如果从学派划分的角度而言，很难对他们做出界定，但从学派的互动入手，却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视域和题材。1919年美国新史学家巴恩斯首先注意到了这种内在关系，他指出：阿尔沃德教授一方面像奥斯古德及其学生比尔一样，重写了英国外交政策与殖民地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像特纳及其学生一样把奥斯古德的原创性研究应用于西部的殖民化研究，第一次展现出阿勒格尼在美国革命前英帝国管理西部问题中的全部意义，并把起源研究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解救出来。③这种新视域、新题材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青睐，与阿尔沃德对殖民地时期西部边疆的关注不同，初出茅庐的克兰则转向了殖民地时期的南部边疆。1928年克兰在其《南部边疆，1670—1732》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特纳尽管给美国国史的学生们强有力的领导，但英国殖民地的边疆却被奇怪地忽略了。我们几乎没有对殖民地的边疆制度（如毛皮贸易）进行调查，也没有把对殖民地社会及制度的一系列研究与对帝国的管理及政策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④言外之意，其欲集两派之长于一身。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部两大学派互动产生的杰作，初版时在学界并没有产生如期的影响。反而是在克兰逝世后，该书一再再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三版时，彼得·伍德在导言中敏锐地指出，克兰把“安德鲁斯与特纳、伦敦与木屋”联系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内的战略边疆”的“混合”历史。第四版时，哈恩在导言中则说的更为直白：“克兰的独创性不仅仅在于他借鉴并结合了边疆和帝国的路径，而在于他对这些路径进行了修改。”⑤正是克兰的这种独创性，对边疆“多面性和争议性”的强调，在两派互动与启发下，走出了一条“新边疆”研究之路。
对于进步主义学派来说，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进步主义学派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帝国学派的基地，很多该派的著名学者都是帝国学派的学生，如比尔德和老施莱辛格就是奥斯古德的嫡系弟子，而詹姆森、贝克尔等人的经典之作都承认受到帝国学派的启发。然而，由于进步主义学派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桴鼓相应，其影响远盖过帝国学派，致使两个学派之间的沿承互动关系长期被忽视。首先站在学派之外，看到两派之间许多共同之处的是意识形态学派史家埃德蒙·摩根。尽管摩根把这两派视为需要修正的学说，却为我们理解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启发。摩根认为：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贬低辉格式解释;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削弱美国革命及其推动者的声望。①实际上，为了削弱辉格式解释，帝国学派从帝国管理和政策的角度出发，为英王及其大臣正名，而进步主义学派则从经济私利出发，把国父拉下神坛，两者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摩根对二者的微妙关系是旁敲侧击，而继摩根之后的“二元革命”论则把二者的有机互动具体化。最早提出“二元革命”（dual-revolution）的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62年，霍氏提出的“二元革命”这一术语主要是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②这一术语后被用于美国革命史研究，但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主要是指贝克尔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即“美国革命是两大运动的结果——争取国家自治与独立，以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③从中可以管窥帝国学派与进步主义学派之间的密切互动。对此，布朗率先分析了帝国学派史家奥斯古德如何影响了贝克尔的“二元革命”论，但布朗批评贝克尔过于倚重后者，过于突出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其深深影响了詹姆森所著的《被视为一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④高夫则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二元革命”论的复杂起源。他认为最早把这两者的观点有机结合用于阐释美国革命起源的实践可见于查尔斯·H. 林肯，后经贝克尔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所谓“二元革命”论。但反观林肯之作时，很容易发现贝克尔的研究在视野上已在退缩，林肯在序言中就表明其意在通过个案研究来展现英国与其殖民地冲突更广阔的背景，他甚至认为宾夕法尼亚的冲突就是大英帝国的缩影，并结合所处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宾夕法尼亚的内部冲突，进而理解宾夕法尼亚在国际斗争中所持的态度。⑤这种兼收并蓄、内外结合的理论极富说服力，赢得了很多追随者，推动了各州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但是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这种强调冲突的理论在视域上却转向了地方史研究。
帝国学派除了在美国史学界风靡一时外，还在英国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07年，奥斯古德三卷本的《17世纪美利坚殖民地》甫出，牛津大学英帝国史教授埃格顿便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刊文，开篇便指出，“奥斯古德在那些对美国史感兴趣的圈子里享有盛誉，他通过制度把大西洋连接起来的研究，对英国读者来说富有价值”;⑥而比尔、安德鲁斯、吉普森等人都有英国研修访学的经历，与英国学界联系密切，特别是随着帝国学派对殖民地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研究路径引起了英国学者纳米尔等人的注意。1912年纳米尔在研究“1887年以前的帝国联邦提案”时，于1913至1914年前往美国访学，期间，安德鲁斯告之纳米尔“在这场争论中，美国学派的革命史家没有就英国方面发表任何有价值的言论”。⑦受此启发，纳米尔转向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结构，并在英国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所谓的“纳米尔学派”，与帝国学派的研究呈呼应之势。两个学派的这种跨洋互动与遥相呼应，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巴特菲尔德较早就指出，“在1890年代，英国历史编纂学的显著发展已经在许多领域引发了对辉格解释的破坏，外国学者（主要指美国的帝国学派史家——笔者注）在这一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普赖斯教授也指出，纳米尔与帝国学派史家“泰恩-安德鲁斯-吉普森”形成了一个密切的共同体，并认为纳米尔的集体传记法受到比尔德的启发。②布鲁克则介绍了纳米尔转向美国革命时期英帝国政治结构研究的历史语境——帝国观念的流行与英美关系的改善。③普赖斯教授在为纳米尔撰写传记词条时，再次肯定了帝国学派对纳米尔的启发，并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④此后，随着两个学派的衰落，这种讨论也随之减少。
由于学派间互动的史料匮乏，研究者往往只能借助文本分析和只言片语的记载，充其量为管中窥豹，而无法展现全貌。实际上，学派间的这种互动，其复杂性、多元性往往超出想象，要立体地展现这种互动，其艰巨性不亚于一句西方谚语所示“在光滑的墙壁上钉果冻”。
美国是一个趋新求变的国度，人文学科尤甚，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学派林立。在美国史学发展过程中，许多学派始于轰轰烈烈，衰弱于无声无息中，很少有像帝国学派那样长时期主导一个研究领域的。在其发展演变中，帝国学派始于对“辉格解释”及“条顿生源说”的批评，与“边疆学派”“海权论”分庭抗礼，下启“进步主义学派”、大西洋史等。不管是批评、并立，还是启发、融合，这种学派间的互动始终不断，为美国史学的推陈出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帝国学派能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帝国学派能在一个民族国家观念盛行的年代，另辟蹊径，以帝国作为观察问题的视域，专注于美利坚殖民地史研究，把科学性、客观性奉为圭臬。因此，这种带有空间转向的路径，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启发，帝国成为一个组织框架，渗透到其他学科中，衍生出许多新的主题。如当时的许多法學家受此启发，从宪政的角度研究美国革命的源起;研究外交的学者，则从主权、效忠派等问题研究美国革命;此外，研究地方史的学者，还把各个殖民地问题，放在帝国的视域下观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发现很多研究主题，诸如贸易、移民、战争等，都是在单一英帝国视域下无法透彻研究的，因其还涉及其他欧洲帝国。因此，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视域来容纳民族国家、帝国之外的研究主题。同时，英美史学兴起“从下向上”看历史的取向，也加速了这种强调制度、结构的精英史学走向衰弱。当然，以今日美国学术视角观之，帝国学派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题材、视域上，均显陈旧。因此，只有把不同时期帝国学派的论著，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考察，不以晚近美国史学的发展来苛责帝国学派，才能凸显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吴万库，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美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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