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
摘 要：华南学派是目前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治学方法与实践很值得关注和探讨。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山大学文科设立以来“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的学术传统，师承傅衣凌、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并在与海外学者长期的合作与交流中形成了共通的治学理念。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探寻该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华南学派；中山大学；语史所；顾颉刚；傅衣凌；梁方仲；历史人类学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8.05.03
近三十余年来，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①。他们将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概括为：一是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二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三是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重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②。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人，他们“一直有一个学术共识和理想：由地方调查的经验所了解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与想法，来改写中国史。也就是这个学术共识，造就了‘华南研究’”③。按照2009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说法：“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团队及其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④
华南学派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學术前沿对话的群体”⑤。它的形成，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同时又深深植根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华南学派在中国史坛的崛起虽是近年之事，但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先辈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精神，为华南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理论、方法、实践和学术远见，皆足以为后人垂范。鉴此，本文有意将该学派置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变化的脉络之中，客观评估其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关系，以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认识。
一、“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
由顾颉刚和傅斯年共同创立的中山大学（下称“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称“语史所”），不仅奠定了今天中大人文学术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该所留下的“眼光向下”及跨学科研究传统，已成为华南学派建构史学理论与方法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1927年前后，顾颉刚为语史所主办的《语史所周刊》《民俗周刊》写了两篇反映该所工作旨趣的《发刊词》。顾氏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学界开辟学术新路，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方向和范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设新学问须打破学问的功利性，以求真为目标；须打破偶像的权威，以彰显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呼吁研究所同仁应“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顾颉刚：《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年第1期，第1页。。
以上论述，无论是在治学理念、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包含有一种新意。首先是“眼光向下”，走出书斋，拓宽了搜集材料的路径与范围。如果说，1923年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所关注的重点仍在传世文献方面，那么，此时的顾氏已认识到“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第35页。，开始明确主张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材料，来拓展研究的范围。
其次，“眼光向下”，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自1897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内容的“新史学”，此后流风所及，不少史家也发出过相类的言论，但具体到如何才能修出民史，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从何下手，因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民史建设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究其原因，其一，在研究途径上，清季学人未能找到建设民史的合适切入点，而一味地模仿泰西体例，隔靴搔痒，不能深入民众生活；其二，可能在于思想观念上“知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声音，看不见到‘到民间去’的事实”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见顾颉刚编：《妙峰山》，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第5页。。直到语史所成立后，以顾颉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才实现民俗学研究与民史建设的成功对接，成为“民史”建设的践行者。
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是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贴近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钟敬文为“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所作“总序”，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顾颉刚早年参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歌谣收集和整理工作，稍后又到厦门大学组织闽学会，继续民间史料的搜集和调查，深谙民俗材料对于民间社会历史重建的作用，因而他主张将全民众历史文化建设与民俗学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自北大国学门以来长期参与中国民俗学建设的一种切身体认。